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旧的秩序正在松动瓦解，新的秩序还未成形。在这个过渡阶段，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已成为国际商品贸易第一大国，占全球商品贸易的比例已达到11.03%。
但与贸易相比，中国金融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与“走出去”及“一带一路”实施战略的要求相比，金融服务在国际化、市场化、多元化等方面的差距还比较明显。美元是维系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基石，美元通过其特殊地位形成了所谓的“美元陷阱”，限制了各国金融与经济的发展空间。中国经济要真正全面走向世界，就必须要有跳出“美元陷阱”的能力，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一、“美元陷阱”及其成因
“美元陷阱”是指当美元作为各国主要储备货币时，如果美元风险增加，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既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来源，也会成为美元储备者难以摆脱的负担。
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体系比较脆弱，在对外交易中长期依赖美元进行计价、结算、借贷和投资。当美元持有数量较大时，将陷入无法大幅减持美元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在市场上抛售美元，减持美元资产，将导致美元贬值，外汇储备资产缩水，同时还会削弱本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带来外汇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如果增持美元，将进一步加大对美元的依赖性。
因此，美元买得越多，越难抛出去。美元通过其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将自己与全球货币体系捆绑在一起。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大都盯住美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不但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动性风险和本币汇率的波动性，也使各国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1976年1月美国主导下《牙买加协定》的签署。在《牙买加协定》后，国际货币体系走向了黄金非货币化、汇率浮动市场化。美元凭借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稳健的国家信用基础，成为世界主要的支付结算货币、交易货币和储备货币。美国在其货币霸权下实际承担了维持世界贸易、经济和金融体系运行的核心职能，深刻地影响着黄金、石油等重要储备手段和能源的价格，世界各国既依赖又受制于美元。
（一）美元是维系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基石
1.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支付结算货币，美元供求影响全球贸易发展。SWIFT发布数据显示，2014年12月，美元占据着全球货币支付44.64%的市场，其次欧元为28.3%，英镑为7.92%，日元为2.69%。人民币已跻身世界第五大支付币种，在全球市场的占比达到2.17%。
2.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交易货币，主导全球金融市场。根据BIS每3年统计一次的全球交易货币情况，在2013年4月，美元外汇日均交易量达4.65万亿美元，占比87%，欧元与日元日均交易量分别为1.79万亿美元和1.23万亿美元，占比33%和23%。人民币日均交易量提升至第九位，日均1 195亿美元，占比2.2%。
3.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其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资产选择。根据彭博的数据统计，截至2014年三季度，美元依然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大的货币，占全球外汇储备货币的62.3%，其次为欧元，占22.6%，日元、英镑、加元、澳元位居其后，占比分别为4%、3.8%、1.9%和1.9%（见表1）。从世界各国外汇储备情况来看，目前世界总外汇储备约为11.65万亿美元，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持有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彭博最新数据显示分别持有3.8万亿美元和1.2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总外汇储备的33%和10.3%（见表2）。
4.黄金是主要国际储备手段，其定价深受美元影响。黄金因其稀缺性和保值性，作为价值储藏的手段仍是各国储备的重要组成。根据彭博2014年数据显示，世界黄金总储备约为3.2万吨，美国和德国是世界最大的黄金储备持有者，黄金储备分别为8 134万吨和3 384万吨，占世界储备的36%。中国截至2014年3季末黄金储备约为1 054万吨，占世界总储备的3%。伦敦和纽约掌握了世界黄金的定价权，黄金价格受美元影响较大。黄金价格受避险情绪、供求关系及美元影响较大。目前伦敦黄金交易市场和纽约商品交易所分别为黄金现货和黄金期货最大的交易场所。
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黄金消费国，其境内黄金价格只能追随英美黄金市场的美元定价。从1996年至今的黄金价格来看，1996~2005年的9年间黄金价格持续低迷，维持在520美元每盎司以下，2006年起，在金融危机的避险情绪下一路飙升，至2011年曾到达1 900美元每盎司的高点，随后价格开始回落，至今维持在1 200美元上下。当世界出现经济危机、政治动荡，黄金都会受避险资金追捧而出现价格走高。一旦经济进入平稳运行期，因黄金以美元计价，较大程度受到美元货币政策及价格走势影响。通常，黄金与美元呈现相反的价格走势，如果下一阶段美国加息，黄金作为无息商品必将承受价格下降的压力，其保值属性将大打折扣。
5.美元计价主导全球石油市场。石油，又称“黑金”，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资源，是各国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的重要依靠。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二战后，随着南美和中东石油资源的开采，美国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石油进口国。美国通过其石油开采领域的技术优势和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原油价格。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率先设立原油期货，随着衍生品金融市场的发展，纽约通过期货交易平台，吸引了国际资金，逐步获得了国际原油价格的决定性发言权。
美元作为国际原油价格的计价货币，对原油价格的影响远远高于其他货币。当美元走弱时，以美元计价的原油价格就显得便宜，需求量就会上升；反之，美元升值时，原油价格就偏贵，原油的需求量就会下降。同时，美国影响着所谓的“石油美元”，即因石油进出口而在国际流动的美元。由于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资本市场，吸引石油输出国剩余的石油美元回流美国，转变为美国的银行存款、股票、国债等金融资产，弥补美国的贸易与财政赤字，从而支撑着美国的经济发展。
（二）“美元陷阱”带来系统性风险
美国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虽然美国实体经济的全球占比下降，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中的份额有所下滑，但国际上大部分金融工具仍使用美元定价和结算，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依然占据着垄断地位。美元在滑向衰落的过程中可能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元陷阱”对世界经济存在着系统性风险的威胁。
1.美元超发催生经济泡沫。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美国几乎可以毫无限制地发行美元。美元的这种特殊属性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来支持消费，造成了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债务不断积累。美元滥发催生了泡沫，使得虚拟经济膨胀，与实体经济脱节，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元滥发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巨额的财政赤字。由于政府支出远大于政府收入，导致美国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并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进行债务偿还，而美联储则通过买入国债的方式实现美元基础货币的投放。
2002~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平均为2 792亿美元，2009年飙升至1.4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重达到9.8%，为二战以来最高。2014年财政赤字回落至4 830亿美元，待偿还国债达到18万亿美元。二是巨额的外贸赤字（逆差）。美国进口远高于出口，国内生产远远满足不了消费需求，2014年美国贸易逆差达到了5050亿美元。由于掌握美元发行，美国根本不用担心债务偿付问题，巨额贸易逆差反映了美元霸权和产业空心化。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国际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动荡，各国需要更多美元作为储备，需要用更多出口换取美元。为了保值，各国再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元资产，如美国国债、企业债与股票，美元资金又流回美国，从而推高资产价格，使得债务水平进一步上升。
这样，基于美元特殊地位，美国通过货币巨额超发，将各国挟掳进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经济循环，支撑起了庞大贸易和财政赤字所形成的金融资产，建立了一个虚假的、恶性循环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这个体系的正常运行需要美国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做后盾，一旦其生产能力、创新能力和财政实力无法支撑，那么美元赖以存在的国家信用将会受到挑战，其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也将动摇，美元本位制将逐步走向衰落，世界经济金融将陷入危机。
2.美元的经济循环蕴含较大风险。美元经济循环的每一个关键环节上都有可能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一是美元大幅贬值风险。美元贬值将引起各国外汇储备的损失，进而引发各国抛售美元，进一步加剧美元贬值。二是资产价格泡沫破灭风险。由于美元的过度滥发，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过高而无法继续维持时，泡沫将会破灭，从而引发危机。三是负债过高导致政府财政危机。一旦美元霸权赖以存在的国家信用出现较大问题，这几个风险点将有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导火索。
（三）美元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
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或许是美元本位制动摇的开始，但美元的衰落必然是一个长期曲折过程。危机后，尽管美元本位制受到质疑，但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欧元区受损严重，欧元对美元的制衡作用弱化。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短期内也很难得到较大提升，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速度远快于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美元短期内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仍难以撼动，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随着国际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美元的支付货币与交易货币的地位将受到一定的影响，部分货币将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或补充美元的相应功能；但是由于美元的高安全性和高流动性，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短期内仍难以撼动。美元的高安全性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的，一是美国经济的庞大体量以及自由开放的市场；二是稳健、具有自我修复机制的政治与法律体系；三是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四是全球相比其他国家具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
二、中国面临的“美元陷阱”
“美元陷阱”对中国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除外汇储备的集中度风险较高外，还体现在货币政策、资本市场、汇率与石油等方面。
（一）“美元陷阱”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美元超额发行导致美元贬值，促使国际资金以热钱的形式流入新兴市场国家。2005年实施汇率改革以后，人民币汇率进入持续上升的通道，已从2005年的1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上升到了2014年年底的1美元兑换6.12元人民币，这一期间大量的国外资本流入中国，期望获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超额回报，国际收支表中的资本和金融项目从2005年年初的3.29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4年年末的15.80万亿元人民币，年平均增速达到了38%。
热钱流入进一步加速人民币升值，因结汇要求以及维持汇率稳定需要，央行不得不购买美元，投放人民币，导致人民币供给被动增加。从2005~2014年，中国M2年平均增速达到了17.17%。M2的持续增加，一方面固然是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结售汇被动投放本币的结果。因此“美元陷阱”的存在，压缩了人民银行对于货币供应的调控空间，影响了对于金融市场的调控效果，给中国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美元陷阱”扭曲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美元本位下，美元是国际贸易标价中的主要货币，中美间的商品进出口主要采用美元标价。由于中美贸易结构的差异，“美元陷阱”会扭曲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技术高端的商品，在市场上处于优势，掌握着定价权。因此，出口厂商采用生产者货币定价（PCP），根据自己的最大化利润进行定价，人民币汇率发生变化后，可以根据市场购买力大小随时调整价格；而中国向美国出口技术中低端的商品，不具有市场优势，出口厂商采用当地货币定价（LCP），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于美国当地市场影响较小，汇率变动不能较快反映到中国商品价格变化上去。因此，中美出口定价的不对称性使得汇率传递具有不完全性。
汇率传递的不完全性导致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均衡出现背离，资本市场形成的均衡汇率不能反映中美两国贸易的真正比较优势。“美元陷阱”下，美元超发导致人民币升值，但由于汇率传递存在不完全性，使得人民币必须以更大幅度的贬值，才能保持中国的进出口顺差不发生较大影响，因此，人民币汇率往往会出现过度调整，即汇率超调（Exchange Rate Overshooting）。汇率超调会带来两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方面会扭曲人民币汇率，导致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失灵，汇率无法有效调节国际收支的失衡；另一方面会延缓人民币自由化改革，阻碍汇率市场化进程。“美元陷阱”使得金融改革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加，汇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成本可能抵消掉汇率浮动带来的收益，并且可能出现额外的损失。
（三）“美元陷阱”加剧资本市场波动
从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后开始，美国已经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的超额供给导致国际热钱规模膨胀，近年来热钱向中国流入的规模不断增加。由于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高，易于套现，所以相当大一部分热钱流入中国的股票与债券等市场，导致这些领域过度繁荣，热钱撤出后又出现过度低迷。热钱快进快出加剧了资本市场的波动，从而给金融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从流入渠道看，热钱流入的渠道多样：一是虚假贸易。境内企业与境外联手，通过虚高报价、预收账款、虚假合同等方式，将资金以货款形式，从境外注入国内。二是增资扩股。在原有注册资金基础上，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投资项目为理由申请增资，而资金实际用于其他投机活动；获利后，撤销原项目合同，通过其他理由又转移出境外。三是地下钱庄。通过货柜车夹带港币进出粤港两地。
（四）“美元陷阱”透过石油影响经济平稳发展
由于美元计价主导全球原油市场，美元对石油价格的影响远超其他货币，从历史数据来看，美元与石油价格基本呈反向变化关系，美元贬值，油价上升，美元升值，油价下降，两者间的相关程度达到86%。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净进口国，对外依存度在58%以上，油价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影响较大。一方面，油价上涨将对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和经济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油价提高使许多行业成本上升，收益率下降，进而抑制社会消费需求扩大。同时，油价将影响对高油耗产业、企业的改造和革新进程，影响下游产业及相关产业成本上升，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从对GDP的影响来看，据测算，世界油价每上涨10％，将使中国GDP下降大约0.1％。另一方面，油价大跌带来紧缩风险。作为原油净进口国，油价大跌将降低中国各行业的成本。但油价持续走低意味着全球通缩风险蔓延，可能会使尚未复苏的世界经济面临通缩风险，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难免会受到波及。
三、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探索走出“美元陷阱”之路
为有效应对“美元陷阱”，中国应加快实施人民币的国际化战略，不断增强人民币的支付结算、交易与储备货币功能，增大外汇储备的多元化使用，积极争取人民币成为IMF特别提款权货币，提高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代表新兴经济体利益的国际金融组织，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不断扩大影响，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包容性与多样性。
（一）加快产业升级换代，做大人民币国际支付结算的经济基础
2013年中国进出口已达4.67万亿美元，占全球国际贸易总量的10.04%，其中商品贸易达到4.16万亿美元，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量的11.03%，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商品贸易第一大国。但2014年人民币跨境收支仅9.95万亿元，占全球国际支付结算总量的2.17%，不仅与美元44.64%以及欧元28.3%的市场份额相比，相差甚远，也与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的地位不匹配。人民币要成为全球主要的支付结算货币，必须做大做强人民币的经济基础。
1.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推动产业升级换代。针对制造业创新能力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基础薄弱的竞争劣势，要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后的二次创新能力，加速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改变当前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大力发展服务业、环保产业与文化产业，建立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2.以发展“一带一路”为契机，提高人民币的辐射能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过去10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9%，建设“一带一路”有助于促进国家之间的经贸共赢。同时，“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基础建设相对落后，工业化程度不高，对管线、铁路、港口、机场、电讯、核电等基础设备和能源设备需求量巨大，不但可以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还可以增大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多样性，改变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与批发零售业（三者合计占比超过70%）的局面。此外，发展“一带一路”经济还能够有效提升人民币的辐射能力，增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多样性，发掘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潜力，改变投资对象主要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现状，在区域内率先确立起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货币地位。
3.加大金融基础建设投入力度，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的便利性。要尽快完善人民币国际支付平台，扩大支付结算的覆盖范围，做好与国外其他银行系统兼容接轨工作；加强与国际组织、国际银行合作，研究制定类似SWIFT、UCP600的国际支付规则，制定贸易服务设施和报文信息传递标准，确立无纸支付的法律认可流程与形式，确保支付结算系统的安全、快捷，提高人民币国际支付的水平。
（二）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改革，强化人民币交易货币功能
1.加速培育和完善国际国内金融市场，满足人民币持有者对人民币保值和增值的需求。从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角度考虑，中国应加快建立和完善以下四类市场，为人民币持有者提供大量、种类繁多的金融交易工具：一是人民币结算市场，使境外投资者将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相互转换，降低持有人民币的兑换成本。二是人民币交易市场，使境外投资者可以购买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这样他们才愿意长期大量持有人民币，人民币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
三是人民币债券市场。通过发达的债券市场提供良好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以满足滞留在国外人民币的保值增值要求。四是人民币期货期权市场，可以使境外投资者规避持有人民币资产或负债的汇率风险。为此应尽快形成人民币利率、汇率定价基准，在此基础上促进利率远期、货币远期、利率期货、外汇期货、外汇期权等衍生品交易的发展。此外，还应构建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解除外国投资者在货币兑换、汇率风险与金融投资方面的后顾之忧，使之有意愿更大规模地持有人民币。
2.积极打造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搭建中国的人民币电子交易平台，满足人民币持有者对人民币便捷交易的需求。中国应在境内积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保障人民币与各国货币的兑换、流转、交易的通畅开展，并在人民币资产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使之成为全球人民币的流动性中心、投融资中心、定价中心、创新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同时，应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或中介机构搭建人民币电子交易平台，为交易者提供便捷的报价、交易、趋势分析和市场信息等功能，为监管者提供全面的交易和统计信息。建立人民币电子交易平台的迫切性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离岸人民币竞争正从结算领域转移到交易领域。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外汇方面，已形成了离岸人民币外汇即期、可交割外汇远期（DF）、不可交割外汇远期（NDF）、外汇掉期和外汇期权等较为丰富的产品体系；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2014年离岸人民币日均交易额超过1 2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九大外汇交易货币，未来仍有极大晋升空间。债券方面，2014年中国发行的离岸人民币债券规模达7 000亿元人民币。
第二，电子交易是国际上外汇和债券的主要交易渠道。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电子交易由于具备价格透明、达成高效、操作便捷等特点，逐步成为金融市场业务的主要交易渠道；根据美国Aite Group研究报告显示，电子外汇交易市场目前占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的65%。换言之，一个市场充分信任和认可的电子交易平台就是一个交易市场，拥有一个独立的电子交易平台，等于拥有了一个市场的客户、业务、数据信息及收益，有利于掌握市场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第三，中国在离岸人民币电子交易平台方面严重落后。目前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渠道包括三类：一是中介式电子交易平台，以DEALING、FXALL、360T和EBS为代表，为客户提供了报价和交易的场所，平台上做市商（maker）自主报价、交易商（taker）点击报价或询价成交。二是自主式电子交易平台，瑞银、德意志、花旗、巴克莱等国际银行都有自己的电子交易平台，其扮演的角色是做市商，其客户就是交易对手，多采用点击成交方式。三是传统交易渠道，包括邮件、电话等。调查发现，国际大型银行同时利用中介式和自主式电子交易平台开展做市业务，如瑞银、德意志等银行，既在FXALL、EBS上做市和交易，也推出自己的电子交易平台向自己的客户进行做市。目前离岸人民币债券交易系统主要为彭博系统、邮件和电话等，也有一些新兴的电子交易平台，如路透的TRADEWEB系统。
截至目前，中国银行业尚未建立任何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和债券电子交易平台，这不利于维护中国的金融主权与安全。鉴于离岸人民币业务和电子交易平台的未来发展潜力，中国有必要建立离岸人民币电子交易平台，通过电子交易平台有效掌握一部分市场、客户、业务和信息，积极参与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国际竞争。
开发离岸人民币外汇电子交易平台。开发自主式外汇电子交易平台，以提供最优的离岸人民币报价占领市场、扩大影响力；开发中介式外汇电子交易平台，吸纳更多客户开展离岸人民币和其他币种的报价和交易，逐步形成一个以中国的商业银行为中心、以离岸人民币为主体的外汇交易市场；开发中介式离岸人民币债券电子交易平台。重点吸纳离岸人民币债券的主要持有者和交易者，形成一个以离岸人民币债券为主的债券交易市场。电子交易平台应提供五大功能：一是支持多产品的灵活报价，支持点击成交、询价交易等主流交易模式；二是支持事前风险管理、敞口监控、损益计算、风险计量和限额管理等风险管理功能；三是支持自动簿记、自动复核和自动清算等交易管理功能；四是支持产品控制和交易质量分析等风险分析功能；五是支持实时的市场资讯服务。
3.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放开资本账户，为强化人民币的交易货币功能提供制度保障。中国应加快改革人民币中间价的形成机制，扩大汇率双向浮动区间，推动汇率市场化，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使人民币持有者保持信心开展人民币交易；中国应有计划地开放资本账户，可以按照先试点后推广、先长期后短期、先债权后股权、先一级市场后二级市场的顺序不断提高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性，使人民币持有者能够自由地开展人民币交易。
（三）积极争取人民币成为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确立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2015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构成、每五年一次的例行复核年，人民币有机会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货币之后第五种一篮子货币。成为SDR构成货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货币发行国商品和劳务出口在过去五年内名列前茅，二是货币可自由使用。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商品贸易国，在满足第一个条件的同时，在第二个条件上也取得积极进展。IMF对“可自由使用”没有给出清晰界定，通常将其理解为在国际上广泛应用和完全自由兑换。
1.持续推广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应用。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常用支付货币、第九大外汇交易货币。在储备货币方面，28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约3.1万亿元人民币。虽然人民币国际使用越来越广泛，但相对主要储备货币而言，使用范围及深度区域性特征仍较为明显，并且货币互换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尚未延伸至金融等领域，因此需持续不断拓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空间，深化货币合作，积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应用。
2.积极对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各项金融改革，加大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创新力度。目前，人民币纳入SDR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人民币汇率尚不能自由浮动，二是资本项目下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中国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浮动已经从0.3%扩大到2%，人民币汇率弹性大幅增加，且双向波动常态化。在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方面，近年来加速实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已见成效，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和RQFII的广度逐年扩大，沪港通启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均为兑换提供了先行一步试验的场所。下一步将继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宏观调控、金融、投资领域体制改革，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四）积极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减少单一货币集中度风险
中国长期内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是改变美元霸权，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地位的根本。但撼动美元绝非一朝可成，短期内需着眼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提升外汇储备收益。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是一国用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偿还对外债务的外汇积累。近年来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增长，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巨额贸易顺差；二是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大幅增加；三是外国贷款的持续增多；四是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热钱”流入。
然而大量的外汇储备需要央行向市场投放人民币基础货币，已加剧了中国货币超发、通货膨胀等问题。而增长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投资于收益率较低的美国国债，外汇储备难以维持实际上的保值增值。2015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首次出现下降。2014年年底为3.84万亿美元，较6月份峰值3.99万亿下降1 458亿美元。随着未来美元走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投机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流入亦会有所减少，中国外汇储备料会有所回落。此外，寻找多元化外汇储备投资可将外汇储备区分为用于保护外汇市场或抵御未来资本项目开放后风险的部分，以及追求一定收益增长、积极管理的部分。将外汇储备中适度额度的投资对象从低回报流动性资产，转向长期、高回报资产。
（五）大力发展代表新兴经济体利益的国际金融组织，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
长期以来，由美欧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控着全球金融市场，由发达国家主导的G7集团、世贸组织（WTO）、经合组织（OECD）、国际清算银行与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决定着国际贸易与金融规则的制定。在这一体系里，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被忽视、声音被遏制，无法实现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目前的国际组织与规则，强化了美元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加剧了美元的集中度风险，让全球经济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1.大力发展代表新兴经济体利益的国际金融组织。据亚洲开发银行估测，未来10年亚洲地区每年需要投入约8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资金才能支撑目前经济的增长，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都无力满足切实需求。目前正在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资本金拟为1 000亿美元，最终有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等的57个经济体作为创世成员国加入亚投行。亚投行的资金作为一种催化剂和杠杆，撬动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源投入，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亚洲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压力，推动亚洲地区互联互通发展。此外，中国还在积极推动金砖银行的筹建，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成为发展中国家除世界银行和IMF以外的重要资金来源。
2.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全球金融危机后，G20集团及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取代G7集团成为国际金融改革的主导力量，新兴市场国家应充分利用好这一平台，积极参与相关规则的制定，在规则中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的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在规则酝酿过程中，彼此充分合作，促进全球金融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在已有框架内，新兴市场国家应积极参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与专业协会的相关工作，不断扩大影响，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包容性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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