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末状元张謇的夫人资料，张謇实业救国的意义分析

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他出生于江苏省长乐市，自幼随父学习诗文，后中得状元以此入京城做官。他是我国棉纺织行业的开拓者，至今江苏省南通市仍是我国棉纺织集散地，各大床上用品的原料供应商。但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应该都会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身后，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实业家张謇的夫人。

关于清末状元张謇的夫人资料

1894年，江苏南通的才子张謇高中了状元，这年张謇41岁。和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一样，张謇有一个传统式的中国家庭。他的原配夫人徐氏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家庭妇女。在张家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但徐氏为张謇仅生过一个女儿，而且很快就夭折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徐氏亲自主持为张謇连续纳了四个妾。其中，吴氏的肚子争气，为张謇生下了他唯一的儿子张孝若。

由于张謇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的清末所以一些思想还没有开放，原配吴氏和为他诞下儿子的妾徐氏都不是张謇的心头所爱，所以历史上也没有关于他们的一些史料记载，但是张謇的心中江南才女沈寿才是与之最为灵魂契合的夫人伴侣。张謇是个状元之才，按中国传统的观念，自古以来是才子配佳人。而他身边呢，始终没有一个能够让他释放浪漫情怀的红颜知己，直到后来江南才女沈寿的出现，张謇的这种内心深处的孤独才得以释怀。

沈寿原名沈雪君，江苏吴县人，自小跟姐姐学习刺绣。她心灵手巧、悟性极高，她在17岁的时候，被许配给了当地的一位举人余觉。婚后的沈寿和余觉共同研究刺绣艺术，后被美誉为“绣圣”。

1912年，清廷退位。久闻沈寿盛名的张謇把沈寿请到南通建立了女工传习所，聘请沈寿为所长，为张謇的实业培养苏绣人才。

沈寿的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再加上专心刺绣，常年就养成了她清心寡欲的性格，在夫妻生活上不能满足她的丈夫余觉的要求。而余觉是个风流才子，绝对耐不住寂寞，于是他一连娶了两房姨太太。这让生性好强、性格上又有洁癖的沈寿绝对不能够容忍，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

而张謇虽然已经年近七旬，却一点也不显老，他与沈寿非常谈得来，可以说是心灵相通、精神默契。为了把沈寿的刺绣技艺发扬光大，张謇动员沈寿写一部刺绣的书。《绣谱》完成后，张謇亲自作序。张謇在给沈寿的诗中用“比翼鸟”、“比目鱼”和“鸳鸯”这些情人间互用的词汇大胆而直露地表达了自己对沈寿的爱慕之情，而沈寿毕竟只是一个弱女子，她惧怕外间悠悠之口，不敢把对张謇的爱情吐露出来。她只在诗中写道：“本心自有主，不随风东西”。事实上，当时沈寿对张謇的情怀有过一次含蓄而大胆的表露。沈寿长期卧床养病，后来她开始慢慢地掉头发，于是她就用自己很细柔的长发绣出了张謇的手迹“谦亭”。落发不够用，她就用剪刀剪下自己的头发，以此绣品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情感。

完成了《绣谱》后的沈寿已经耗尽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丝气力，在与张謇神交9年后，1921年6月8日沈寿与世长辞，时年48岁。此时年已七十二岁的张謇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地位、名声，扑倒在沈寿的遗体上嚎啕大哭，老泪纵横。沈寿去世后，张謇按照沈寿的遗愿把她安葬在能望见长江和苏南土地的马鞍山南麓，墓门石额上镌刻着张謇的亲笔楷书：世界美术家吴县沈女士之墓阙。墓后立碑，碑的正面镌刻着张謇撰写的《世界美术家吴县沈女士灵表》。张謇为沈寿所做的这一切，甚至连沈寿的丈夫余觉此时也不得不被张謇深厚的情谊深深地打动。

张謇实业救国的意义分析

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代表人物所宣扬的、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即实业）作为救国救民主要途径的一种思想。19世纪末提出，以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主要代表。他们宣扬此论的同时，却否定采取革命手段改变落后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实业泛指农、工、商、交通等。

在五四运动前后，“实业救国”论盛行不衰。民族资本家大力提倡国货，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他们的共同口号是：“振兴实业，挽回权利。”哲学家张东荪也曾鼓吹“实业救国”。他认为，中国既然有贫乏病，那么开发实业就成为唯一的要求；在开发实业的要求下，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与日俱增，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增强国力，要增强国力就必须开发实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近代实业家张謇等人和张东荪提倡“实业救国”的动机是不同的。前者反映了实业界和开明人士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自强救国的进步要求。他们兴办实业，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一定作用，但是这种主张没有抓住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后者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中国实行革命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托辞。

理论根据

实业救国论还被一些资产阶级人物作为加强对工人剥削的理论根据。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就以实业救国论为依据，把资本家的利益说成是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工人的利益则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宣称要使资本家能够振兴实业，同外国资本进行竞争，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是必要的。1920年，上海资本家穆藕初鼓吹振兴实业必须降低工人的工资的论调，说工人要求“多给工值”，就会使“实业界……蒙其害”，结果使外国更加占据中国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藕初文录》）。

批评

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对实业救国论曾有过批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曾指出：“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孙中山选集》）。他正确地认识到在清朝反动政权下，是不可能靠振兴实业来救国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才能为振兴实业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当然，孙中山认为“民国”建立后就可“产业勃兴”，这又表明他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政权的危险还缺乏认识。

影响

五四运动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仍时有鼓吹实业救国论者，其中一部分人是以此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但多数则是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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