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科香港基金会（HKXF）是一家非营利机构，以调动全社会资源支持香港青年创新创业为使命，是一个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以丰富创科资源为优势的社会公益组织。机构是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沈南鹏先生同是创科香港基金会和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主席。
【此文章转载自中国慈善家，微信ID：chinaphilanthropist】
沈南鹏的慈善方法论延续着一个学数学的投资人的基因——做最有价值的部分，注重社会效应，通过那个支点，撬动更多的力量，正如幂次方的指数放大效应。
沈南鹏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撰文：袁治军 题图摄影：张旭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7年8月刊，原文标题《沈南鹏：幂次方影响力》
2009年，王行最收到了来自红杉资本的一封电邮。
那是一份对中和农信的投资意向书。中和农信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一家专注做农村小额信贷的社会企业，彼时成立还不到一年，其前身是成立于1996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部。王行最时为该基金会秘书长。
王行最深感意外。
红杉资本是1972年在硅谷成立的颇具传奇色彩的风投公司，曾投资过思科、苹果电脑和谷歌等一批叱咤全球的高科技企业。2005年，沈南鹏成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创办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以下简称红杉中国）之前，沈南鹏将他与朋友共同创立的携程、如家先后带进纳斯达克，名声大噪。红杉中国成立后，他投资的第一家公司是周鸿祎的奇虎360，此后所投之诺亚财富、高德地图等公司，均获成功。彼时，红杉中国虽然刚成立4年，但已被视为中国最敏锐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
“概念里风险投资应该是那种‘非常嗜血’的商业资本，它肯定是非常看重商业利益的，红杉突然提出要对中和农信进行投资，”王行最感到不解。
双方的首次会晤短兵相接。王行最开门见山，“如果你是因为追逐高额的商业利润而投资中和农信，那今天就别谈了。”
“我如果是为了追求这个，肯定不会选择中和农信。”沈南鹏率直作答。
2016年11月，沈南鹏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发表演讲称，中和农信是他所有投资中最令他骄傲的公司之一。
7年后，浙江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沈南鹏称，中和农信是他所有投资中最令他骄傲的公司之一。
是时，红杉中国已把阿里巴巴、京东、滴滴、今日头条、美团点评、DJI大疆科技等300多家风云企业纳入其投资版图，有说法称，“买下中国互联网半壁江山”，其中，多家企业市值高达数百亿美金。而中和农信项目覆盖全国200多个县，发放农户小额贷款170多亿元，超300万贫困人口受益，是全国最大的农村小额信贷公司。
“我看重的是它（中和农信）巨大的推动农村扶贫的能力。”沈南鹏告诉《中国慈善家》。
这一逻辑足够坚固。去年9月，红杉中国持续多轮投资摩拜单车。沈南鹏解释，摩拜单车模式合理，有效解决了当下短途交通的痛点问题，比一般的商业企业更有社会价值。
十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社会影响力投资”概念，倡导资本通过有经济效益的投资做公益，所谓义利兼顾，沈南鹏所行与之可谓异曲同工。
《中国慈善家》2017年8月刊封面
“红杉资本和我个人今天所从事的，都是希望推动更多正能量的事情。”沈南鹏说，“一个个体或一家组织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如果数以百家乃至更多的企业都在用创造正能量的思路和角度携手做事，那么社会往前发展的速度会大大提升，可以是解决贫困，可以是发展技术让生活更方便，也可以是教育的发展。”
沈南鹏年少时曾经立志成为数学家，他是毕业于上海交大数学系和耶鲁大学的佼佼者，对数字、逻辑有着异乎常人的理解力。他的慈善方法论延续了一个学数学的投资人的基因—做最有价值的部分，注重社会效应，通过那个支点，撬动更多的力量，正如幂次方的指数放大效应。
在商业投资之外，频繁行走于纽约、硅谷、香港、北京等城市的沈南鹏在公益领域的一些思考和做法—发起成立耶鲁北京中心、发起创办HONGKONG X科技创业平台、参与设立未来论坛并捐赠未来科学大奖—均有着相同的逻辑，即让这些项目能在更广阔的视角与平台下，发挥其国内外的资源优势。
沈南鹏说他的绝大部分财富将去向两处：“有价值的投资”和公益。他不纠结，商业与公益，都只是创造价值、回馈社会的手段，而非所追逐的目的，“适合用商业的方法就用商业，适合公益的方法就用公益。”
2017年6月，中和农信获得“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的最高奖项 ——首届“年度社会企业奖”。居中者为中和农信董事长王行最。左、右分别为该奖项组委会主席徐永光、副主席刘东华。
红杉的慈善基因
红杉选择中和农信，源自红杉投资的印度一家小贷机构的启发——“既可以在商业上成功，又能帮助贫困农户”，于是开始在中国寻找类似的机构，直到中和农信出现。
中和农信做的是农村普惠金融，解决贫困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服务对象多是农村妇女，主要帮助其发展种植或养殖，增加收入，达到扶贫与扶志的双重效果。其运营模式并不“性感”—从银行批发贷款或在深交所发债，贷给农民，用差价覆盖资金成本和运营成本，剩下的利润似乎微乎其微。
沈南鹏分析过，从商业的角度，尤努斯的理论已经被论证，在全世界推广小额贷款是能够产生合理回报的，“中和农信很好地实践了这个理论”。
中国有两亿多农户，现有金融机构能覆盖其中30%-40%，除去没有信贷需求的农户，尚有一亿多农户的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直到两年前，这一市场还鲜有人问津，中和农信通过无需抵押、上门服务的小额信贷方式，支持贫困农户开展创收，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投资中和农信，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源自沈南鹏的红杉人基因。1972年，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用加州最大、最长寿的红杉树为自己的投资机构命名，携募集于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500万美元开启风投征程。自此红杉人与慈善的联结一直绵密。
红杉资本有限合伙人的名单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份美国慈善基金会名册，福特基金会、默多克慈善信托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威康信托基金会、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知名私人公益基金会和大学基金皆为其投资人，占其有限合伙人总数的80%以上。
“从十多年前开始，红杉开始做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倾斜于那些我们认可并能带来积极社会意义的公益组织投资者，而不是单纯的盈利机构投资者。红杉的优异回报让我们有机会做出根据我们意愿的对LP的选择。”沈南鹏回忆，“这很难，意味着对一些很不错的盈利组织LP say no，但我们仍然这么做了，因为这样能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使命感，我们团队能通过辛勤努力，获得优异投资回报，帮助公益组织做更多它们希望做的项目。这是让我们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去年2月，红杉资本接到谢尔曼仙童公益基金会的一封电邮。谢尔曼仙童公益基金会是一家关注高等教育、艺术和文化机构的基金会，自1978年始近30年间共为加州理工学院捐赠9860万美元，支持其各项科研。
上世纪90年代始，加州理工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资助下，联合建设“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2016年2月11日，科学家们宣布，他们利用LIGO首次探测到引力波，证实了爱因斯坦100年前所做的预测。
在这个项目中，谢尔曼仙童基金会提供了大量的支持。“我想你们可能会对红杉资本对谢尔曼仙童基金会的资金投入的用途感兴趣，”科学家们作出宣告的第二天，谢尔曼仙童基金会在发给红杉资本的邮件里写道，“红杉资本给我们带来丰厚回报的资金投入对这个漫长的研究过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沈南鹏说，“当我们收到这封信时，内心是非常激动和骄傲的。”
红杉并不是惟一一家对中和农信感兴趣的机构，“我们其实并不急于扩张，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商业利润的追求，我们是在保证使命不偏离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规模，如果新的机构（的进入）对我们的使命会造成偏离的话，我们宁可不扩张。”王行最说，“所以使命认同是非常重要的。人家选择我们，我们也要选择他们。”
王行最于去年成为中和农信董事长，他评价沈南鹏：知识丰厚，是个儒商，很有文化内涵的一个人。
红杉中国7600万元资金的注入，提高了中和农信的金融杠杆能力，中和农信从银行获得贷款的能力大大提高。王行最回忆，红杉加入后，中和农信很快就组织高管团队到如家学习规模化、连锁化的经营模式，“许多高层回来以后，触动非常大。”
沈南鹏和红杉资本的影响力，为中和农信带来了知名度和美誉度。“他（沈南鹏）到处提中和农信，他的讲话一言九鼎的，别人说沈南鹏都说中和农信优秀，那中和农信就一定不会差。国际上好多人知道中和农信，应该就是沈南鹏推荐的结果。”
前年始，蚂蚁金服和天天向上两支基金先后入股中和农信，“很难说和红杉资本长期持有中和农信没有关系。”王行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沈南鹏是在以他个人和红杉资本的实力与信誉，为中和农信背书。”
王行最也疑惑，“沈南鹏能接受这样‘中庸’的投资回报，抱着长期投资的态度，到今天还没有退出。”他总结，“我觉得（他）还是有非常大的慈善情怀和社会使命感，投中和农信你就能看出来，从商业回报上可能就不太值，对不对？”
在投资人身份之外，2011年，沈南鹏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了100万美元。后者和一家机构合作，用这笔资金在2011年和2012年连续做了两场慈善活动，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募得2700万元善款。2013年，沈南鹏将中国扶贫基金会推荐给《时尚芭莎》，“在那里又为我们筹得1000多万元善款。”王行最说，“这等于沈南鹏用100万美元做种子基金，先后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筹得了4000多万元善款。”
今年1月，“未来科学大奖”举行了首届颁奖典礼。沈南鹏是生命科学奖的捐赠人之一。
公益心态投资生命科学研究
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卡尔·巴里·夏普莱斯认为，“生命的复杂性远超想象，”人类目前只不过发现了生命科学的冰山一角。
财经作家苏小和曾评论沈南鹏，把携程、如家“做成了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结合的优美范例”。作为中国名列前茅的投资机构，红杉中国管理的基金规模超过800亿人民币，始终专注科技/传媒、医疗健康、消费品/服务、工业科技这四个方向的投资机遇，在医疗领域投资布局的比例逐年提升。
对生命科学很感兴趣的沈南鹏认为，过去20-30年间，相比信息科学对人类与商业的影响，生命科学的发展“还不够耀眼”，尽管在治疗肿瘤、艾滋病和长期慢性病方面获得了长足进展。
公开资料显示，红杉中国目前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组合已经超过50家公司，包括贝达、再鼎，以及深圳新产业、华大基因等等，皆是制药、医疗器械和基因诊断领域的龙头企业。
2011年，贝达药业将中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靶向抗癌药—“盐酸埃克替尼”投放市场，全球顶尖医学杂志《柳叶刀》评价其为“肿瘤治疗领域的里程碑”。该药主要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化疗或不适于化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数万名肺癌晚期患者获益。
两年前，红杉资本与全球领先医疗科技公司美敦力合作，共同出资建立美敦力-红杉中国医疗科技早期创新投资基金，寻找有潜力的医疗科技领域的初创企业，为之提供资金投资和一揽子增值服务等战略资源。
“我们已经不仅仅是把它（医疗）当成一个投资的主要方向来看待，更是从未来科技发展的角度来予以高度关注。”沈南鹏说，“能够发现治愈今天还未治愈的疾病的方法，我认为这可以称为最大的公益。”
曾有媒体总结沈南鹏的成功之道：除了商业才能和识人之外，“重要的一点是‘学习曲线的累积’，”即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投资，深化理解他所参与的行业，“另一方面不停地寻找新的可持续成长的行业，对新事物始终抱有好奇心，并且认为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为了对生命科学有更多认知，沈南鹏过去几年里拜访了诸多医学教授、科学家。他们向他介绍展示了医疗行业的发展方向——未来10到20年，将有更多的机会诞生新的治疗方法、药品以及智能的仪器，让人们更长寿更健康。
“免疫治疗、基因等新的医疗手段所展现出的特征，和互联网、信息科技展现的许多特征是类似的，它们都将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沈南鹏说，“今天很多生命科学的发现已经非常接近实用了，很多理论可以进入到临床层面。”
但是这其中，“存在一个真空地带，”在政府支持的基础性生命科学研究与风险投资热衷的医疗产品商业化之间，目前比较少有资金愿意介入科研临床转化这一区域。
2016年4月，沈南鹏向上海交大医学院捐赠5000万元，设立“医学研究基金”，重点就是支持转化医学领域的研究。
而在此前三个月，沈南鹏做了一件与此相关的事，成为“未来科学大奖”之生命科学奖的捐赠人之一。
2015年1月，沈南鹏与施一公、饶毅、李彦宏、徐小平、丁健等科学家、企业家共同参与发起未来论坛，“未来科学大奖”由该论坛设立，首届设立生命科学和物质科学两大奖项，奖金各为100万美金，为中国首个非营利、民间发起的科学大奖。
今年1月，“未来科学大奖”举行了首届颁奖典礼，沈南鹏现场聆听了生命科学奖获得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煜明的发言。卢煜明开创的“无创产前胎儿基因检查（NIPT）”技术在2011年秋正式开始临床应用，数千万孕妇接受了这项检查，是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泛的产前胎儿基因测试。此前的产检技术，例如羊水穿刺，存在着对胎儿造成伤害的风险。
“他讲的理论可能我们只能听懂一部分，但他的临床应用能做什么，所有人都非常清楚。”沈南鹏说。
打造香港创业生态圈
有媒体报道了“未来科学大奖”设立过程中的一个细节。“未来”的入口在哪里？未来论坛的创始理事们“最初讨论的起点聚焦在互联网技术领域，而后有人问，互联网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创新、创业的热潮，最终来源于哪里？一步步追问，最后所有人都同意，一切的基础来自科学。”
在香港工作、生活了20多年后，沈南鹏将同样的思考落地于这座城市。他说，“我时常想，我们能在自己最擅长的早期投资领域为香港做些什么？”
在2017年以前，香港没有一家独角兽公司。坊间时常拿来作比的一个例子是：卢森堡拥有一家独角兽企业（时尚电商集团GFG），捷克共和国也有一家（杀毒软件公司 AVAST Software），而此两国的经济规模之和尚不及香港。
沈南鹏觉得可惜。香港有六所顶尖院校，亚洲十强大学更是占有三席，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不过二十余年，却已位居世界百佳高校，但是香港予人的印象，更多是高效的政府、开放的经济体系以及完善的法治，优质的教育资源尤其是高校科研并未得到更多重视和开发。
过去几年里，沈南鹏一直参与安永企业家奖的评比工作，该奖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商业奖项之一，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长曹德旺2009年成为该奖项首位华人获奖者。“每年香港新晋安永企业家获得者和大陆相比，有相当的差距。”沈南鹏说。
他认为，科研产品是可以积极主动地进行商业转化的，拥有伯克利和斯坦福的硅谷是最好的例证。“香港这几所大学聚拢的研究、人才资源，可以做类似的事情，这方面香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沈南鹏比对香港和大陆的创业环境，发现香港缺乏创业创新的生态体系。“在大陆，创业是一件非常‘酷’的事，创业者能相对容易拿到天使投资，能有机会入驻孵化器，香港已经有了一些初步尝试，但没有成为气候。”
曾有媒体评论，香港缺少独角兽企业的部分原因，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范式更加青睐作为香港经济基石的金融和房地产公司提供的稳定工作，而不是风险极高、崇尚独立发展的科技初创企业。
2016年7月，沈南鹏与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香港大学教授陈冠华联合发起HONG KONG X科技创业平台，志在把香港的创业氛围提升到和北京、上海、硅谷、伦敦一样的水平。
2016年7月，沈南鹏与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香港大学教授陈冠华联合发起HONGKONG X科技创业平台，“X代表了未来、无限、想象力。”沈南鹏说，“我们要在香港打造一个创业的生态圈，希望让香港年轻人意识到，除了金融服务业、房地产行业，还有另外一条路叫科技创业。”
HONGKONG X要做的是汇聚创业基金、孵化器平台以及创业支持公益机构三方面的力量。第一期基金为3亿多港元，计划在未来4年中，支持120个早期项目，50多个天使专案。除基金外，还有支持创业的公益组织，由红杉中国提供捐助扶持，每年投入几百万港元。
沈南鹏说，“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把香港的创业氛围提升到和北京、上海、硅谷、伦敦一样的水平。”
HONGKONG X联合了香港高校科技界十余位教授和科技精英，这些导师团队覆盖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医药、医学和金融科技等多个前沿学科领域。
“这些‘超级教授’是香港的宝藏，还没有被完全挖掘，比如李泽湘就帮助汪滔在大疆科技公司发展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沈南鹏说。
成立几个月内，HONGKONG X平台收到五六百份创业计划书，最终选择了十几家进行了投资。“这个数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学校科研成果的转化，”沈南鹏说，“这就对了，这就是我们原来计划达到的目的。”
2014年，沈南鹏联合真格基金的创始人徐小平和同样毕业于耶鲁、莲花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黄中核发起创立耶鲁北京中心，并个人捐赠1000万美元，创下耶鲁中国校友史上最大的单笔捐赠。耶鲁北京中心是耶鲁大学313年来首个在海外设立的实体中心。
捐赠教育全链条
与他的投资逻辑相似，沈南鹏认为，做公益，要能够深度参与机构的成长，对参与的领域有深入的了解和认知。“投资中和农信，因为我们对普惠金融做了不少研究；发起HONG KONG X，因为我们深知科技转化为产品的方法和挑战。”
耶鲁北京中心也在这一逻辑之内。沈南鹏199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22年后，他联合真格基金的创始人徐小平和同样毕业于耶鲁、莲花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黄中核发起创立耶鲁北京中心，并个人捐赠1000万美元，创下耶鲁中国校友史上最大的单笔捐赠。
这是耶鲁大学313年来首个在海外设立的实体中心，“耶鲁这样一所全球高校，它应该是全世界共同的文化财产。”作为顾问委员会主席，沈南鹏对耶鲁北京中心的期望是：成为跨国界与跨领域的文化交流平台。
耶鲁大学与中国有着近200年的历史渊源。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获文学士学位，归国后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等处任职，倡导西学东渐、洋为中用，促成了留美幼童计划。1872年-1880年，共有50多名中国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
1901年，一群耶鲁校友创办了雅礼协会（Yale-ChinaAssociation），是美国大学中最早也是惟一一个专门推动与中国合作的机构。4年后，29岁的美国医师爱德华·胡美受雅礼协会之邀，携妻抱子到达长沙，建立了湖南省第一所西医院—湘雅医院。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北大校长马寅初、教育家晏阳初以及林徽因、吴敬琏等大师，均出自耶鲁。
“耶鲁有太多优秀的教育内容可以引进到中国，所以当耶鲁校长（苏必德）考虑如何进一步和中国的高校、社会组织建立深度交流时，我们就产生了成立耶鲁北京中心这样一个想法。”沈南鹏说。
苏必德是耶鲁大学第23任校长、世界著名心理学家，上世纪90年代以与约翰·梅尔教授开创了“情绪智力”理论及“情商”研究而著称。
耶鲁北京中心落地两年后，沈南鹏发起捐赠的耶鲁大学“中国情商基金会”也于今年得以成立，聚焦中国儿童的情商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是没有这一课的，这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能力，是重要的一课。”他说。
耶鲁北京中心成立以来，每年举办超过200场学术交流活动，内容覆盖教育、医疗、环境、慈善、商业、投资、艺术等多个领域，其中，由沈南鹏主导打造的、针对创业者的“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项目”尤其引人关注。
2017年最后一期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课程上，沈南鹏邀请多位企业家分享公益和创新慈善的理念与做法，一位80后董事长当场表示，公益是其深植内心的梦想，要将慈善之事列入自己的人生规划。
“耶鲁的校训是光明与真理。”耶鲁北京中心董事总经理、同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李恩佑说，“真理是追求个人的卓越，光明是要照亮我们的社会，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项目的内核，与耶鲁的校训一脉相承。”
耶鲁北京中心的成立，使沈南鹏在教育上的捐赠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覆盖了从小学到大学，从学生到教师，从农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
沈南鹏是教育的受益者，他认为教育于所有想要改变人生的人而言，都是“最佳的选择”。他最早的教育捐赠始自母校。2005年始，沈南鹏先后在自己的母校上海市第二中学和上海交大设立了“务本奖学金”和“致远杰出学生奖学金”、“红杉遐安”冠名讲习教授席位。
几个月前，一位年轻的创业者向红杉中国递交了商业计划书。沈南鹏在查阅简历时，发现其曾经是致远杰出学生奖学金的获得者，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归国后创业做一家生物指纹公司。这让他“倍觉欣慰”。“我当时没好意思问他当年的奖学金对他有多大的帮助，但我的内心相当喜悦。”
得益于“红杉遐安”讲习教授席位的设立，8年里，上海交大陆续引进海外知名大学多位终身教授，学科涉及医学、工程、电子、经济等多个领域。
在母校之外，因为对教育的关注，5年前沈南鹏成为“美丽中国”的理事。
2008年，曾经于清华大学进修的潘勋卓（本名安德烈·帕西内蒂Andrea Pasinetti）在走访了超过300所中国农村中小学后，发起了公益项目“美丽中国”—每年从中美高等学府招募优秀学生进入教育资源缺乏地区的一线课堂，进行为期两年的全职教学工作。
美丽中国的模式来自于美国的Teach for America。“在美国，名校毕业生会把Teach for America作为他们最好的工作选择之一，它和麦肯锡、高盛排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沈南鹏被潘勋卓打动。“一个外国人抱着改变中国教育的梦想在创业，做一个公益项目，很不容易。”
从2012年起，沈南鹏每年向美丽中国捐赠数百万费用，支持其发展，此后更作出承诺：在美丽中国服务过的学生，红杉将会尽力推荐给红杉资本投资的企业。“资金的支持很重要，但投身公益付出时间和努力更重要。”沈南鹏说，“我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影响到创业公司的CEO们：从美丽中国出来的老师，可能就是你潜在的优秀员工。”
在聚焦“社会影响力”标准这一价值判断下，商业和公益于沈南鹏，不分伯仲。前段时间，他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所著《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一书写了推荐语。“假如不能解决一个现实中的真正问题，其实任何一家商业企业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前提。”他写道，“好的商业本身就包含了公益，两者绝不冲突。”
他早已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45年前红杉资本定下使命——“我们帮助勇士建立传奇企业，我们帮助慈善机构实现他们的公益梦想”，沈南鹏未离初心。
本文为《中国慈善家》2017年8月刊封面主文，敬请关注明日推送（本刊对沈南鹏的专访对话）：
《对话沈南鹏：红杉资本未来会更加关注社会企业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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