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军，明危咨询东非研究小组成员，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国际政治专业，目前学习和研究苏丹和南苏丹问题。
苏丹独立以来，其外交政策一直处于变动状态，这既受其内政不稳的影响，也受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影响。1969年，尼迈里发动政变上台，其后一直统治苏丹到1985年被推翻。在此期间，苏丹先是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与苏联结盟，但不久后就转向西方。尼迈里被推翻后，苏丹进入短暂的第三届民主政府时期，与西方国家关系开始恶化。1989年，巴希尔在全国伊斯兰阵线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但是此时苏丹的实际权力控制在全国伊斯兰阵线的精神导师哈桑·图拉比手中，这一时期也通常被称为“图拉比时期”。由于图拉比推行激进主义外交政策，支持各类伊斯兰民兵组织，苏丹与国际社会关系恶化，并被美国实施经济制裁。上世纪末，巴希尔与图拉比决裂，并牢牢掌控了国家权力，苏丹外交政策开始逐渐回归理性。
尼迈里时期（1969-1985）
苏丹独立后频繁发生政变，苏丹第二届民选政府没法解决国家内外问题，导致再次发生军事政变。1969年，年轻军官尼迈里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尼迈里执政初期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同时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
尼迈里发动政变时主要的盟友是苏丹共产党，后者与苏联是天然的盟友。由于苏丹与埃及的关系仍在延续，苏联需要将其活动向南扩展，并很快就向苏丹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军事支持。然而，相比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尼迈里更是一名泛阿拉伯主义者，因此他很快就寻求与埃及和利比亚（卡扎菲刚刚在1969年掌权）结成新的联盟。在埃及和利比亚的帮助下，尼迈里成功在1970年镇压了马赫迪主义者发动的政变。然而，尼迈里和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发生内部分歧，导致后者在1971年发动一次政变，尼迈里再次在埃及和利比亚的帮助下平定叛乱。苏联与这次失败的政变有联系，因此苏丹与苏联关系破裂。
此后，尼迈里开始转向西方，西方国家也乐见苏联在苏丹的战略受挫。苏丹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得到稳步提升。两国从1967年6月阿以战争以来破裂的关系开始恢复，美国公司很快前往苏丹开展业务。其中最著名的是雪佛龙石油公司，该公司在20时期70年代末开始计划开发苏丹南部地区本提乌附近的油田。苏联从1978年开始给埃塞提供军事援助，美国也同样给苏丹提供援助。然而，尼迈里在1978年与北方的传统政党和解，以及在1983年采用伊斯兰宪法，导致美国政府很快对其失去信心。因此，尼迈里1985年被推翻时，美国也没有为其提供任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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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爆发南北内战，南北冲突双方在1972年签署和平协议，改善了苏丹与非洲邻国的关系。乌干达尤其欢迎和平协议的签署，认为和平协议的签署能够保证乌干达北部（阿明总统来自北部地区）和南部苏丹之间没有严重的跨境威胁。埃塞帮助南北双方签署了和平协议，希望苏丹在厄立特里亚战争问题上提供支持。但是随着1974年埃塞发生政权变更，以及埃塞北部的战争更加严重，促使埃塞在苏丹南部地区1983年重新发生叛乱后给叛军提供了支持。
在20世纪70年代，苏丹也开始发展新的伙伴——红海沿岸的阿拉伯石油国家。这些石油国家都试图寻求农业投资机会，以满足国内农产品消费需求。苏丹拥有大量土地资源，这为双方合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合作机会。大量资本从阿拉伯国家流入，但是这些投资被大量浪费。不过，其中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科纳纳（Kenana）食糖项目。
民主苏丹时期（1985-1989年）
从1985-1989年间，苏丹先是经历了达哈卜领导的过渡军政府，后是萨迪克·马赫迪领导的民选联合政府。尼迈里下台之后，苏丹的外交政策再一次出现大变动，但仍主要着眼于解决尼迈里留下的遗产。
苏丹民选政府首先要应对的问题是南北内战重新爆发及其外部影响。南部地区主要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从埃塞得到支持，并与苏联建立了稳定的联盟，后者在尼迈里时期乐见苏丹卷入内战不能自拔。因此，苏丹与埃塞关系再次恶化。利比亚与苏丹关系的变化原因更加直接。卡扎菲上校起初支持南部叛乱是因为强烈敌视尼迈里。尼迈里下台后，卡扎菲迅速转向泛阿拉伯主义立场，对苏丹新政府提供支持，包括给苏丹租借军事直升机。但是苏丹与利比亚关系改善的代价是，美国对苏丹越来越怀疑（利比亚当时被美国视为危险的敌人）。
南北内战重新爆发也导致苏丹经济继续衰退，进而影响到苏丹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受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尼迈里执政最后几年非常大方，但是很快改变了这种做法。198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不再给苏丹提供信贷。随着苏丹与利比亚关系的改善，苏丹与美国关系的恶化。1980年代末，苏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大饥荒使情况更加恶化，饥荒不仅导致国际非政府组织介入苏丹，国际社会对苏丹内部发展的批评也日渐增多，尤其是关于苏丹政府无法结束冲突。
图拉比“垂帘听政”时期（1989-2000年）
1989年，在全国伊斯兰阵线（NIF）支持下，军官巴希尔发动政变上台。虽然巴希尔名为国家领导人，但此时的权力基本控制在在全国伊斯兰阵线的精神导师哈桑·图拉比手中。1989年政变产生了一个激进政权，这是激进伊斯兰组织首次在阿拉伯和逊尼派穆斯林世界掌权。新政权推行更为激进的外交政策，力图使苏丹成为地区和穆斯林社会变革的灯塔。因此，苏丹的各项议程既是国内的，也是国际性的。
首先，输出伊斯兰革命理念，与国际社会关系恶化。在图拉比眼里，苏丹的伊斯兰国家建设与外交政策密切相关。图拉比宣称，应当鼓励穆斯林建立穆斯林共有财富。他认为，欧洲帝国主义向穆斯林世界输出民族国家模式，但是这些模式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虽然在沙特阿拉伯领导下，伊斯兰大会组织（OIC）在1960年代就已经建立，但这项工作是与西方国家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开展的，因此在“政治上僵化，完全不能代表伊斯兰社会的精神”。维持这种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动力在1990-91年的海湾战争中进一步加强。苏丹在这次战争中站在伊拉克一边，因此更加不受国际社会欢迎，其中包括在战争中支持科威特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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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也在东非之角输出伊斯兰主义，尤其是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埃塞、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图拉比多次公开表示，其未来的伊斯兰国家将从北非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图拉比认为埃塞门格斯图政权垮台以及厄特独立，可能会改善苏丹与两国关系（苏丹之前是两国新领导人的避难场所）。然而事与愿违，苏丹与两国关系都开始恶化，两国都指责苏丹支持本国伊斯兰民兵组织。另外，在索马里，苏丹和伊朗都在鼓动地方伊斯兰组织发展。
其次，争夺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导权和与西方国家进行宗教对话，但是收效甚微。除了推动影响苏丹外交政策的伊斯兰理念以外，图拉比还是1991年建立的人民伊斯兰与阿拉伯大会（PIAC）秘书长。该组织很快就与伊斯兰大会组织（OIC）发生冲突，后者取消了原本1992年在喀土穆举行的年会，双方关系在苏丹于1994年重新加入伊斯兰大会组织后得到部分改善。图拉比还试图推动与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对话。在图拉比的努力下，苏丹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后者一直对南部苏丹的天主教徒保持关注；图拉比也试图与英国教会建立类似关系，此外还邀请其他教会代表前往喀土穆参加宗教会议。虽然这些接触意在帮助苏丹建立与国际社会的政治和精神关系，但其结果是失败的。
苏丹很快就被视为各类伊斯兰民兵组织的大本营，这些民兵组织通常被国际上视为试图破坏各个国家稳定的恐怖主义分子。被苏丹官方界定为“伊斯兰之友”（Brothers in Islam）的组织包括：伊朗、来自各个国家的阿富汗老兵（包括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来自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来自黎巴嫩的真主党（Hizbollah）、来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Hamas）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其结果是，美国在1993年将苏丹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苏丹试图成为地区伊斯兰主义大本营在1995年达到顶点。1995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亚的斯亚贝巴遇刺，险遭不测，苏丹被指与该事件有关系。事件发生后，三名嫌疑犯逃离亚的斯亚贝巴，并到苏丹寻求庇护。由于苏丹政府拒绝交出三人，联合国对苏丹实施制裁。1997年，美国对苏丹实施经济制裁。
因为推行干预主义外交政策，苏丹成为许多国家的敌人，其中包括绝大部分邻国、美国、大都数欧洲国家。孤立对苏丹政治和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外部援助中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系恶化。随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上升，苏丹政府意识到需要摆脱被孤立的状态，开始小心推行“魅力攻势”。与此同时，苏丹积极发展同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关系，其外交政策开始“向东看”。通过与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石油公司的合作，苏丹石油工业得到飞速发展。
1999年苏丹领导层发生分裂，图拉比在与巴希尔的斗争中被排挤。巴希尔主政以来，采取实用主义外交政策，致力于改善与西方关系，但是达尔富尔危机、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令、南北内战等问题影响了苏丹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
明危观察 | 苏丹对外关系简史（1）：独立初期（1956-1969年）
图文编辑：孔令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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