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首次外访选择前往中东，分别访问沙特、埃及和伊朗。昨天下午，习近平主席抵达沙特，根据中国驻沙特大使李成文日前介绍，对于习近平访问，沙方的接待是高规格，甚至是超规格。作为美国的长期盟友，沙特日渐显现出向“东”看的趋势。对此现象，观察者网与微信公众号“中东研究通讯”（ID：MenaStudies）合作，对沙特的外交动向作出分析。“中东研究通讯”关注中东研究前沿，定期推送优质的中东知识、最新中东研究以及中东资讯，授权观察者网发布本文。】
昨天（1月1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萨勒曼、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塞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鲁哈尼邀请，对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1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雅得同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举行会谈。会谈后，萨勒曼国王向习近平授予阿卜杜勒－阿齐兹勋章。
此次访问的第一站便是沙特。缘何？
从政治上看，沙特、埃及和伊朗都是中东重要伊斯兰大国。与埃及和伊朗相比，沙特人口相对较少，近年来因卷入叙利亚和也门教派冲突，加上国际油价大跌2015年财政赤字达1000亿美元，社会矛盾朝着激化的方向发展。
即便如此，沙特仍是中国在中东最大的贸易伙伴，又是海合会与阿盟的“领头羊”，还是唯一跻身G20的阿拉伯国家。英国《经济学人》数据显示，2015年沙特GDP位居全球第19位，在中东地区仅次于土耳其，而伊朗和埃及仅列第23和38位。因此，习主席出访第一站选择沙特有其合理性。
事实上，从沙特近几年外交动向来看，亚洲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已逐渐成为其外交重点。那么，作为美国长期的传统盟友，沙特为何选择该策略？
从2015年1月开始，由国王萨尔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Salman bin Abdulaziz）领导的沙特新政府继续执行其传统的对外政策战略——“管理多重依赖”（managed multi-dependence）。
“管理多重依赖”是一种在面对霸权国家时，国家为了增加自身的自主性，而寻求与其他大国建立多样化外交关系的战略。
在今年6月，沙特国王的儿子，副王储兼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本·萨尔曼（Mohammed bin Salman）访问了莫斯科并与俄罗斯签署了多份双边合作协议，其合作范围包括了石油、军事、核能和太空探索等领域。在同一月份，穆罕默德也访问了巴黎以加强沙特和法国的防务合作关系。
现如今，沙特主要的外交伙伴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东方。2014年2月和3月，时任王储兼国防部长萨尔曼访问了日本、印度和中国。而在当时， 萨尔曼所访问的这三个亚洲国家的总财富达到了17.04万亿美元，几乎与美国所拥有的17.41万亿美元的总财富相当。并且，在2013年，这三个亚洲国家也占据了沙特石油总出口的39％，几乎是美国（19％）的两倍。
沙特的“向东看”外交策略是在前国王阿布杜拉（Abdullah）执政时期（2005-2015）涌现出来的。在2006年1月他继承王位之后，阿布杜拉就选择了北京和新德里作为除中东地区之外他的2个首次出访目的地。
从那时起，沙特和亚洲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联系已经成为了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由于“未来将是亚洲世纪”的预言听起来越来越可信，沙特的“转向亚洲”战略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尽管在10年以前阿卜杜拉访问亚洲的时候，沙特和亚洲的关系还被看作是新鲜事物，但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了一个通用准则。
人们普遍认为，沙特和亚洲关系的发展主要是在低级政治领域（经济事务）而不是高级安全领域。然而，在沙特，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是一体的，经济事务也被认为是与政治不可分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石油的出口、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经济的多样化都与沙特的安全紧密相关。在过去10年里，沙特的政策制定者对后两者目标的追求急剧增加。他们意识到，沙特的石油本位经济（Oil-Centered Economy）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沙特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情况。鉴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存在和“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这些情况都推动了沙特和亚洲在可再生能源和经济多样化领域的合作。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沙特和亚洲的关系之中，还有双方之间不断增长的防务合作联系。这些联系现在可能是边缘化的，但是未来却是非常有前景的。
随着亚洲国家整体上变成了强大的工业经济体，除欧洲国家之外，沙特的外交多样化战略自然而然地瞄准了亚洲国家。
首先，由于沙特的食利国家特性，在石油出口领域，需求安全（Demand Security）一直是沙特决策者的主要关切点。而亚洲现在已经是大多数沙特石油需求的来源地，并且随着亚洲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对沙特的石油需求还在不断上涨。
因此，对沙特来说亚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区域。虽然亚洲国家对沙特的依赖度也很高，但现今全球石油供过于求的局面意味着，亚洲对沙特未来的石油需求相比过去更加不确定。
在亚洲市场，沙特已经开始面对来自其他石油出口国家比如伊拉克、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不断增长的竞争。并且，随着对伊朗制裁的解除，伊朗很快也会加入到与沙特的石油出口竞争行列中去。
其次，对沙特政策制定者来说，另一个主要关切点则是国内石油消费的急剧增长。沙特国内的石油消费已经消耗掉了它所生产石油的大约四分之一。为了维持它的石油出口能力，从2011年起，沙特政府一直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进行投资，以期望能够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
沙特计划到2030年建造16个核反应堆，最先的2个核反应堆计划将于2022年开始运转。在此领域，沙特和亚洲国家（韩国、日本和中国）已经进入到双边合作的协商阶段。然而，沙特和亚洲国家在核能领域的合作在未来如何呈现还是一个未知数。
尽管石油产业还占据着沙特经济的最大份额，但沙特的决策者也看到，在未来，尤其是不断上升的青年失业率，沙特的石油本位经济将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为了创造就业机会，沙特政府已经加快了工业多样化的步伐，以延长产业链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部门。怀着向知识经济转变的目标，沙特的决策者一直都热衷于吸引亚洲国家在它的新兴工业部门进行投资。沙特的领导者希望通过此类投资活动，亚洲国家所具有的知识、技能和技术将会转移到沙特的工人身上。
沙特的青年失业率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中排名前列
最后，沙特也在试图加深它与亚洲国家的防卫合作关系。虽然亚洲国家在海湾地区总体上采取了重商主义的外交政策，以避免与安全问题相关的负担，但这并不能阻止沙特与亚洲国家发展更加紧密的双边军事合作。而此类军事合作则可能会有相应的外溢效应，从而也会促进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
除此之外，亚洲的军需工业也从向资本富足的海湾市场出口军事装备中受益。就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大国中国来说，尽管华盛顿越来越担心中国与沙特在军事领域的紧密合作，但与此同时，中国和伊朗军事关系的发展和利雅得对北京在叙利亚内战上的解决方案不满，这些都说明了中南海还未完全赢得沙特人的信任。
【参考文献】
Makio Yamada, “Saudi Arabia’s Look-East diplomacy:Ten Years On,” Middle East Policy,Vol. XXii, No. 4, Wint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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